关于辱母杀人的于欢,应该讨论社会哪里不对

游山打捕2018-03-23 11:32:54


我们的言论决定了我们的舆论状况,而我们的舆论状况进一步塑造了我们的现实。

于欢的讨论比我想象的要热闹,但是我没有想到,集中被讨论的是跟量刑有关的,跟法院判决有关,跟是否正当防卫有关,跟于欢的行为细节有关,跟媒体是否恰当报道有关。

我个人觉得其中很多讨论甚为细枝末节,而且放在了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圈子里打转出不来。我在小密圈扼要评述了一下:

人们有意识规避那些更大的问题,更大一点范畴的问题;集中讨论更直接的问题,更小范畴的问题;并且还因为这种讨论产生争议。如果问为什么会这样,我就会感慨:首先是可能我们会被认识能力局限,被“舆论引导”引导走;然后就是我们都会有心理偏向,不去惹惹不起的、困难的、让自己感到无力的,而去找一个安全地带甚至“高姿态地带”,讨论枝节,规避麻烦。

追问的和忽视的

我的这段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之前媒体的事情,当武汉杀人事件发生之后,体制内媒体人和体制外媒体人都哀叹,觉得自媒体影响了新闻报道,都做痛心疾首状。讨论起自己的新闻专业、热爱,聊起自媒体不去采访,非常“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架势,极具主人翁意识。

但是他们不去讨论媒体的受限受控,不讨论新闻采访权的高度封闭,不讨论记者在过去这些年受到的伤害、限制以及没有基本的权利保护。(参看《我既害怕新闻业的灾难,也紧张自媒体的喧嚣》)

再就是这次于欢辱母杀人事件,法律相关和法律爱好者对枝节讨论很多,每个人俨然都善于解读,了解证据,批评媒体不严谨等等。

但是高利贷没人追打法律问题;黑社会没人追打法律问题;警察行为是否不当或失职没人追打法律问题;人身控制没人追打法律问题。这些都是明确的可以列入法治讨论的。但是人们在于欢的某些行为上,在应该怎么判决上激烈争执起来(是,它也是明确问题,但孤立讨论它只会让被伤害的人更加糟糕)。而且,大家都非常相信法律了,就像外宾一样衣着正式,神情严肃。

如果发言是某种形式的“自救”的话,那么可以参考《“首先,不要借高利贷”》里的一段:

个体自救首先是对外部做要求。不然只会被红权力和黑权力逼到狭地。

为什么我们如此这般

为什么会这样,确实是我一直思考和努力去理解的。我们在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我们的发言决定了我们的舆论状况——我们的舆论状况虽然对我们的处境帮助略小,但如果放弃这一丁点的帮助可能,我们就进一步塑造了我们更窘迫的现实。我知道这力量微薄,那又如何呢?只能且行且珍惜吧。

我认为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来自系统的。由于教育缺陷和意识形态的有意识塑造,我们缺乏完整认识事件的能力,这是基本的认知局限——不习惯去主张权利、维护社会。此外,舆论管控能力越来越强,相关部门都有自己的舆论引导队伍,然后自媒体为了议题参与进来以后又可能主动加入了“舆论引导”的行列。所以,我们的发言会走向枝节,被放到一个小范畴里争执。

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一种心理上的自然选择,是让人甚为同情和遗憾的。越来越多的人厌倦了公共发言和批评这个大系统,因为越来越多的事情积累了灰心、绝望、无能为力,都能够理解这里的难、是非,所以会有自然的“选择偏向”,于是一部分一体就离开了我们的讨论范畴。心理的选择倾向可能还从另一方面加强了,就是我们会愿意站到一个优势地位、安全位置,去发表“正确”的言论——这个“正确”是指可以表示自己的道德与理智。我觉得最后这点的隐蔽性,反而显现了更为巨大的限制。

由于法律和新闻还真关乎社会正义,还真是有过理想化的教育的,或者某种程度的,人们对此还有理想主义,觉得要持有原则。这样,也就更容易激发从业者和爱好者们的讨论。但我的感慨就是:

他们的理想主义、原则,早就被这个体制肢解得七零八落,尊严也早就被践踏到泥地里。但是它们一旦找到了一个“优势位置”,浑然都是原则的、理想的,是非分明的,痛心疾首的,仿若这一番讨论,就能完全找回价值,完成自我实现一样。但其实呢,恰好暴露了某种软弱和痴愚。

拥抱然并卵,与灰心相处

究竟是来自于认知上的,还是来自于心理积累下来的逃避,其实都是反过来,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前者不必说了,后者恐怕更麻烦。总而言之,拥抱然并卵,跟灰心绝望好好相处,才能让自己“对”。否则一旦跳入到一丁点儿的逃避里,它其实是在反动自己,把自己对调到了对恶的妥协甚至协助。

最后继续分享之前一篇旧文:《抵抗灰心,拥抱然并卵》。

一如既往,这些讨论会先散见于我的小密圈,部分会整理成文。欢迎大家加入“游山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