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当代中国的吴建民难题

大家2017-12-06 21:15:48



文 | 赵楚


据最新消息,2016年6月18凌晨,中国前驻法国大使、担任过包括外交学院院长等多种外交和外事职务的退休外交官吴建民先生,在武汉因车祸不幸罹难。

中国人有所谓盖棺论定的传统。吴先生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业绩,官方自有定论,但值得反思的是,他的去世在公共舆论中所立即引发的尖锐对立。除了官式的褒扬及普通人对死者的缅怀,在更能代表公众意见和情绪的社交网络上,对他的批评可谓特别尖锐,而且,一反过去两极化的对立,在对吴的激烈批评意见中,平时在公共问题上秉持完全相反观念的两方罕见地采一致的高度否定态度。

吴先生近年在国内关于外交和国际政治观念的领域十分活跃,他关于不应以战争与革命观念来认识当代世界潮流,及中国应以更符合国际法精神的态度应对国际争议等观点,曾引发关于中国应如何认识当代世界和采取何种对外政策理念的热烈争议。这种争议反应在对其哀悼的话语中,他近年的诸多论辩对手纷纷对其去世表示痛惜,含蓄地表明与其观念差别,署名@军报记者 的微博用户在表示对其悼念的发言中,称对其很多观点“不能苟同”,而很多的对其历来观点反感的普通用户则直接使用了不堪入目的传统抹黑术语,诸如“汉奸”、“洋奴”等。



▲ 吴建民先生与罗援少将曾经在电视节目上辩论


颇值得玩味的是,作为一位坚持“改革开放”为理论主轴的资深外交人士,当其去世,对其否定性评价也来自对社会持变革意见的社群。此造人士的批评基于吴的体制身份和政治归属认知,更深层的,是基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视野的不同认知。然而,这部分激烈的批评意见在现实的话语政策框架下并不能得到清晰呈现,因此,与对吴的极左批评并不能构成同等的公共影响。

在公众对吴的思想和职业成就的巨大争议中,人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与意识的明白断裂和鸿沟,可以说,吴先生的遽然罹难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透过其对立的评价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代社会、意识和外交等重大政策领域认识撕裂的现状;而对其观感和评价的尖锐对立,以及这种对立与吴的思想、观念和职业工作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突出的当代公共话语难题,即所谓“吴建民难题”。

简而言之,这里所不严谨地称为“吴建民难题”的讨论大约涵盖如下几个方面:我们身处怎样的当代世界?中国应怎样认识和应对当代中国与全球主要大国及其他国家的矛盾?如何界定当代外交与国防和经济等国家政策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30年来中国外交的一般理论与实践?一句话,“吴建民难题”之所以值得讨论,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涉当代世界和社会基本认知的原则与政策争论,而不是可以用论辩伦理或礼仪消除的无关痛痒之争。

“吴建民难题”与公众话语的转向


“吴建民难题”的出现和突出与当代中国公众话语的转向有直接关系,也可谓其在外交与对外政策领域的一种表现。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公众对国家重大政策的讨论热情开始扩大,而在过去20年中,公众中影响最大的对公共政策的争议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对外政策方面。这些争议以80年代被否定的传统极左外交理念为依据,以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学说为工具,检视80年代俗称为“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这种极左教条主义批评竭力论说中国外交的“软骨病”,而吴建民这样在同一时期走上高级职位的职业外交官,正被此类批评者视为此种他们眼中的“鸽派”外交的代表人物。这是吴历来受部分所谓“鹰派”学者及其网络追随者猛烈诟病的原因。

回顾历来对吴建民所代表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抨击和批评,其主要观点是基于扭曲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知识,比如,他们认为建国以来前30年的外交是“强硬的”,因而成就惊人。然而,在前30年反帝反修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外交处境可谓近代以来最为孤立和困难,当时中国对战后世界基本社会、文化、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势判断错误,在实践上,无论早先的一边倒亲苏战略,还是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与主流世界全面为敌的自我孤立政策,这都使中国自外于战后发展大潮,因而造成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与社会史上的巨大倒退。改革开放大政环境下的所谓“韬光养晦”无外是对前30年代价高昂却缘木求鱼的“革命外交”的一种修正而已。

吴建民近年来引起广泛抨击的观点之一即主张坚持改革开放,在新的全球环境中认识中国的利益,以及与全球利益的关联。他认为,中国发展与外部世界更多的合作关系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主张中国学习和利用国际法等主流的国际博弈规则,他呼吁不能以传统极左的思维看待今日中国与欧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矛盾,反对用军事观点来看待中国在主权争议和大国博弈中出现的诸多分歧。这自然与日益兴起的民粹主义的观念和风尚正面冲突。



▲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顾问、前驻法大使吴建民


尽管他已经尽量在现有政治正确话语框架内表达,但他所代表的观点与传统你死我活的全球阶级斗争话语犹如水火不能相容,这并不是他本人及其支持者任何正面的意图说明所能改变的。

无可讳言,对吴建民观点的反感和批评为中国外交实践中现实的问题所加强。从重大问题上外交声音的暧昧,到外交人员素质,这些真实的负面因素使得对当代外交的批评似乎言之有据。然而,稍微放大视野,人们不难发现,对外交的许多指责本身脱离了外交官行动的真实社会与体制背景。

因此,在对吴建民观点的批评中,人们可以看到极左的批评者一种精心设计的话语策略,即借对外交的批评来抨击30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进而将现实的社会与政策困境归因于30年来的基本政策,主张全面重回前30年的革命与战争政策体系。这是有关争议实质与核心的部分。

所以,批评者仿照过去帝修反全面包围中国的论述,发展出一种全面危机的中国外部环境认知,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因自身发展而出现的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利益纠纷和意图猜疑描述为美苏冷战式的全面对决,并根据这种扭曲的图景呼吁一种对外和对内全面升级的对抗性政策体系。应该看到,这种复兴的极左政策话语有深厚的现实社会根源,那就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话语框架内反思后30年,夺取前后30年政策及成就的诠释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吴建民的友人称其为“伟大的爱国者”,但他所代表的观念与政策思维在目前环境下并不占有天然优势,这是可以肯定的。

面对现实社会和意识的撕裂,面对现实的内外新局与危机,在真实社会困境的鲜明对照下,知识和专业化的思维并不能解答汹涌的现实追问热情。尽管对吴建民的批评有太明显知识上与思维方法上的谬误,但在缺乏严肃的批判性思维的大环境下,它们作为现实批评的替代物,迎合了现实的批判热情,因此获得强烈反响。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潮流变了。当代政治正确话语框架已无法反击传统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社会与政策批评。

“吴建民难题”的当代中国背景


当代对吴建民及中国外交的蜂起批评与中国当代的两大背景有关:一个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社会与意识的现实撕裂状况。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在奉行改革开放30余年之后,因为国家综合力量的发展,中国与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在经贸等利益方面的摩擦扩大和加深,而近年中美在地缘政治与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战略猜忌扩大。这些最新发展使得中美关系从冷战后期的亲密全球与地缘战略伙伴走向意图和能力两方面都互相提防的伙伴。这种主要由于中国发展带来的新外交课题又为中美和中外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差异所强化。近年复兴的极左政治话语试图将这种新外交环境和命题诠释为总体对外政策的失败效应,并将吴建民代表的后30年职业外交官作为政策失败的责任者。

极左外交批判话语利用信息化时代带来的新话语平台及其传播效应,诉诸民粹化的批判运动模式,他们认定现实的中外关系矛盾和苦难是美国及其同盟者全面遏制中国,乃至军事征服中国的计划的体现。吴建民近年的公共发言主要内容之一即为不遗余力地批评这种民粹主义的和泛军事化的外交观念。



▲ 在生平最后一次演讲中,吴建民还在提醒人们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的尖锐分化与意识的撕裂是真实存在的,在这种日益尖锐的利益分化和意识对立背景下,对吴建民及其观点的传统极左话语批评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对社会全面的立足于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一部分。特别是,他们会把这几十年的外交与近代史教科书上所谓卖国主义外交相提并论——这也是吴建民作为资深外交官不得不出声反驳的原因。因为在他看来,30年来的国家发展与中国国际利益发展有赖于外交工作提供的良好外部环境,对现实内外困难的解决需要进一步加大国家开放力度,更深入融入现存国际秩序,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参与维护中国利益,建构中国的国际权力与权威,进而实现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

总体而言,对吴建民观点的批评是基于对当代全球环境全面危机的认知:中国面临立即而现实的与大国的全面军事冲突危险,而内外政策忽略和助长了这种危险,中国与美国及其伙伴有不可调和的冷战式的结构矛盾,因此,中国外交应体现“亮剑”式的血性和强硬姿态,换言之,即需要对外采取全面对抗的总体国际战略。这一切政策与前景的描述,熟悉前苏联冷战史的人们不应感到陌生。然而,这些论述不仅与现实世界的中外关系景象大相径庭,也与30年来充分国际化的中国处境无法配合。

不论中美、中日等主要全球大国在经贸等方面交织互嵌的发达利益结构,也无论欧美等外部世界的意图,即以现代战争的形态和军事安全等内涵变化,及中国当代的国家军事效能而言,全面军事封锁中国,与中国展开冷战式的全球军事对峙和对决,这既非现实的对华政策主流,也不具备现实的能力基础。真实的问题是,中国需要通过系列和连贯的政策施为展示自身力量的善意和建设性性质,需要以一贯宣示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参与全球与地区议题,通过合作和参与显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实力与边界,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塑造基于新力量认知的周边和全球环境。这一进程无疑需要更专业和职业化的外交知识与作业,需要更深入的国际规制的学习和运用。

在这一点上,无论吴建民这一代外交官基本的政治观念如何,无疑是难得的探索者和先驱者,而他们的批评者则站在历史倒车的一边。


百年视野中的“吴建民难题”


在当代关于吴建民的争议中,有一点往往被论者忽略,却对于解析“吴建民难题”意义重大。

吴建民本人自70年代开始从事外交活动,他学习法语出身,其履历是较典型的职业外交官。而放大历史视野,人们不难发现,无论鸦片战争后出现的郭嵩焘、曾纪泽和薛福成等人,及后来的民国外交官,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留用外交人员等等……近现代中国史上的专业与职业外交人群可谓最失败的一群。作为近代化与现代化转型社会前沿和敏感的职业群体,对外事务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思维本与中国传统华夷观念格格不入,这个人群的出现本是传统中国外部危机的应急机制产物,政策与权力体制中,外交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关系办事员和替罪羊的角色,其不可或缺与悲惨处境都与这种微妙的角色特点有关。



历史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展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分工来观察。国际政治与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但却都是高度专业化的领域,这与现代社会中科技、文化、教育,乃至国防、司法和行政的情形都是一致的。

在合理运转的现代社会中,专业化的外交作业与国防军事政策施行各循其道,互相区隔而支持,并受体制化的民意代表机构及公共意见的制约,从而有效运作。而在传统中国观念与社会中,这种专业化和职业化,以及社会机制性的均衡并不存在。

从对吴建民观点的公众批评中,人们不难发现甲午清流和义和团式的空泛道德激情,政策的检讨有意地被扭曲为对专业人群的道德攻击,甚至人身攻击,将综合社会和体制原因造成的外交无效和低效归结于特定职业人群莫须有的道德过失,其唯一结果是社会撕裂加剧,在不敢撄其锋的忠诚拷问的汹涌潮流下,内外政策高歌猛进地冲向负面结局。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职业外交人的失败本是中国转型失败的一环。人们熟知的一句话是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人们容易忘记的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

转型社会的外交本是西西弗式的艰难职业。当代中国的国际处境和角色与近现代外交史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吴建民争议的强烈社会反响看,当代外交职业和专业化意识问题尚不能说已完全解决。说到底,在现实撕裂的社会建立专业化共识,为职业外交提供更良性的环境,这本是不可能之事。

今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中国在全球的外交利益绝非简单的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可以概括。作为全球事务中日益活跃的大国,中国全球利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回顾近代以来历程,特别是过去30年来的发展,人们大多承认中国社会受益于更开放的对外政策,乃至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政府多次反复重申坚持对外开放,而要实现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以及在这种开放中合理地界定、发展和维护中国正当的国家利益,则需要更专业的国际知识和外交业务。

基于冷战思维,甚至传统道德激情的外交批评与外交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转型实为南辕北辙,而这恰恰是对吴建民的大部分批评的无分左右的基本特色。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吴建民难题”实际是百年中国转型问题的一个现实表达。吴建民及其观点在现实中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现实转型困境的体现。也许,只有当中国彻底完成近现代转型,我们才不会有“吴建民难题”的困扰。


【作者简介】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军事战略学者。



【精华推荐】



 ·END· 


大家 思想流经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见 · 价值 · 美感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